地被应用于现阶段价格水平下的城市房地产和被应用于农业，存在着巨大的价格剪刀差。而在征地过程中，权力介入使农民没有获得足够的补偿。存在着知识差异的失地农民无法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贫民中的又一部分。
其实房地产商在房价高涨过程中只是链条的一环，政府才是最大的地产商。无论是何种方式，地产商取得土地都要通过政府。而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上的分配不公，使地方政府有着极大的收益冲动，所以土地成了他们最好的收益工具。
在权力介入市场化而造成损害的各个方面中，尤数土地和房产领域的影响最大，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
既然国内政府权力介入市场化带来的都是负面效应，那为什么还在呼唤政府介入呢
在市场化的国度里，政府的介入还是必须的。就以房地产而言，政府应该起到的是一个监管和保障的作用，监管开发商，防止他们制造信息不对称和克扣行为，同时保障这个市场部分的公共品特性。其实不止在房地产行业，从1998年开始，很多公共品，比如教育、医疗等带有公共品特征的领域市场化进程都存在着公共品供应不足的情况，变成了权力和资本在某种意义上的合谋。政府权力在这些领域的进入应该在一个好的制度下进行，比如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好的制度应该是物业税。没有制度的保障，权力之手就变成了掠夺之手。
在教育、医疗、国企改革、住房等领域，失衡的根本无一不是在权力与市场的边界没有划分清楚，但是没有一个监管者的市场化经济体现的是丛林原则。像教育产业，是市场化的程度出现了一些问题。教育产业的市场化部分需求是存在的，供应应该加强，但低收费的公立教育和补充性的私人教育应该同时存在。在这个产业里的边界不清就导致了寻租现象的存在，权力成为收钱的工具。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找准政府介入市场的那个边界在哪里。
权力边界不清，是中国目前事实上出现边缘人群的原因吗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贫富差距开始显性化，收入外在化了。住什么小区、开什么车，可以明确地标定你的身份。而不像以前那样，消费的单一性使人们无法界定身份，你总不能拿着自己的存折去炫耀说你有多少钱吧，这种外在化的收入差距使得社会心理失衡。另外一些边缘人群到了生活无着的程度，因此社会矛盾开始加剧。但我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要强调还是对市场化的捍卫和政府监管作用的同时存在，也就是说，既要防止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缺失，也要防止政府的过度干预。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官、学、商身份上的混沌，有些人既有政府机构的所长、主任、部长的头衔，又有研究员、教授的身份，官场、商场、讲堂通吃。
所谓“面子”，就是知名度、影响力；所谓“屁股”，就是立场。
在中国的政治架构中，层层叠叠的研究机构占有大量的编制和财政经费资源，各级党委有政研室、各级政府有经济信息中心，各职能部门也拥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它们的绝大部分工作，可以委托或者外包给党校、大学或者社会科学院之类去做。有些官方机构人员，吃着财政俸禄，为私人利益出卖政府牌子。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的官方身份而来，他们赖以卖钱的面子，很大程度上不属于他本人。作为政府官员，不是向雇主出售属于自己的智力，而是热中于向私人资本出售并不属于他私人的公共物品政府招牌和政府公信力。
众所周知，一个和谐的社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动荡的社会不利于经济发展。如果社会的平等差距太大，就有不满情绪扩张，甚至出现社会情绪紧张，国家动乱。
现代民主国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有一个公正、公开的公共财政。现代化的国家更离不开高效能的公共财政。财政制度是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所在；在国家权力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的国家中，国家财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最高”属性，就应该体现在其对国家财政的掌控上面。
只有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才具有对国家财政款项的拨款资格，其他任何主体都不具有这一资格。作为行政机关的财政部门，只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通过的财政预算的执行部门，只能根据权力机关的拨款指令方可执行。
中国的gd增长的40是靠新增投资来拉动的。国家投入如此巨大的资金来促进经济发展，国家财政预算规模因而比较庞大，这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的基本特点。
各级财政预算方案形成和通过的程序设置不合理，财政预算结构不严谨，财政拨付款环节的随意、松弛，预算列支项目在审查过程中存在的实质上的无约束状态，预算项目中预留的用来“埋伏”资金的渠道众多，造成了贪污的空间巨大。
大陆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有自己独特的制度和方式，当是世界上少有的将政府预算神秘化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可以说大陆依然处于隐型财政时代，而且按照现在的情况观察，前景并不乐观。看看各地的财政报告，都非常笼统，“笼统”就意味着秘密。
当代民主体制有两个关键性的环节：选民直接选举政府领导人和委托民意代表监管政府钱袋子。引入现代预算制度的财政领域的一场革命。预算问题决不仅仅是个无关紧要的数字汇总问题，而是关系到民主制度是否名副其实的大问题。没有预算的政府是“看不见的政府”，而“看不见的政府”必然是“不负责的政府”，是不可能民主的政府。 预算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看不见的政府”变为“看得见的政府”，看得见，人民才有可能对它进行监督。在这个意义上，预算是一种对政府和官员“非暴力的制度控制方式”。
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和大陆经济学家屡遭诟病的背后，凸显了大陆改革开放20多年来所积累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
经济学之所以在大陆成为第一显学，与大陆改革开放奉行的“渐进路线”密不可分。改革伊始，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为补充”的经济政策确立，作为经济体系和社会控制手段的计划经济体制土崩瓦解。在今天看来，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以用相对低廉的成本和落后的行政管理能力，控制住相当程度的社会冲突。虽然丧失了通过自由市场进行个人选择的权利，但对于习惯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人来说，在这种平均主义面前或多或少得到了“社会公正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