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的尧、舜、禹时期，尤其是到了大禹朝，身为“皇帝”的大禹自己抽身出去治水，常年在外，奔波于水患第一线，无暇政务，但其“无人驾驶”情况下的国家体制依然运作正常，这就是完善的国体良性循环的结果。
这个时候，皇帝是可以“不务正业”的，当然，出现如此体制下的皇帝自己素质绝对不会低的，他之不务正业，不会去玩声色犬马，而是将自己的个人精力放在最该为民众利益所用的领域中去，从而省却了宫廷争斗、勾心斗角所耗费的精力、时间。
也就是说，这个体制下的皇帝也必须“干活”，绝对不是务虚的，不是终日坐朝听政、发发圣旨、批批奏章、玩玩后妃那样的模式，可以去治水，也可以去治理环境，因为其他的事已交由“国体”自然运作了，自然有一班人按规制在进行了，不必担心，等到老了，做不动了，国体自然会让你“禅让”了，完全不必失落，也完全不必去考虑接班问题。
这个时期的“皇帝”是人，凡人一个，但正因其是“人”，这才是其伟大之处，所以，其死重于泰山，这样的人死后不管几千几万年，后人及历史还是会恰如其分地敬重他们的，自然会将“人”升格为“圣”的，尧舜禹就是如此
所以，做一个合格的皇帝，其实就是要求在位时，不计较将来历史会如何如何写自己，不必耿耿于怀于历史会否写错自己而一味去干涉现任的御史。须知，真正的史官如司马迁等人，是可杀不可辱的，一定会给历史以真实面目。因此，合格的皇帝是默默做好自己，简简单单做“人”，就成了
但是从禹传启，家天下开始，皇帝要考虑的事情就多了，他们不单单要保住自己的位子，还要想方设法，保住一家一姓的位子，考虑的事情多了，精力自然就要发散了，想要做一个好皇帝自然也就更难了。
那么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皇帝，问题又摆在了李贤的面前，方才杜睿给他的“十六字真言”，也只是告诉了他如何做一个有气节的皇帝，现在杜睿就要告诉李贤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皇帝了。
虽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皇帝，都能真正的调用这些国土，不是每一个皇帝说话都顶用。当皇帝，需要朝廷中各个势力的支持，明确其衷心与否，才能真正的做到一言九鼎，手中才能真正的掌握权力。因此，在华夏的历史上，能当一个有为的、有权的皇帝十分不易。那么，当皇帝需要哪些权谋，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加强皇帝手中的权力呢这个才是杜睿要教给李贤的。
当初杜睿曾教过李承乾，现在轮到李贤了，杜睿知道李贤有这样的资质，就像当初杜睿看好李承乾一样。
做一个好皇帝首先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树立威信。做了皇帝的人并不一定是最有威信的人，而一旦身为天下之主，树立威信又是绝对必要的。
比如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位至至尊以后曾经多次到全国各地巡游，每到一地，他都要刻石立碑，碑文写的无非是他身为皇帝的功劳和辛苦。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地自我标榜，其目的无非是要建立自己的威信，在百官和百姓中确立自己不同于他之外任何人的特殊地位，秦始皇的这一举动，在其驾驭臣下方面确实起到了预期的作用。
其次就是要懂得如何分辨，驾驭群臣，作为一个皇帝，御前臣将肯定是要多多的，区别对待、分级管理和任用是平衡大臣心理、调动各方积极性的有效办法。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在未起事之前，曾经是家乡沛县的一个亭长，后来做了丞相的萧何则原是沛县主吏掾。刘邦有一次到咸阳服差役，同事们都送给刘邦三个钱，而萧何却独独送刘邦五个钱，这关系就显得比别人亲近。刘邦起事后，萧何率整个家族一起投到刘邦麾下，而且还尽力为刘邦出谋划策、招揽人才。在灭秦和后来的楚汉战争中，萧何虽然没有随刘邦在战场上厮杀，但在刘邦被项羽接连击败，很多人离刘邦而去的情况下，萧何一直坚持从汉中招募军队，补足供应。战事不利，刘邦曾多次逃亡山东，萧何却一直坐守关中支持刘邦。毫无疑问，萧何为刘邦赢得天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刘邦平定天下后论功行赏，他认为萧何功劳最大，就封萧何为侯，食邑八千户。为此，一些大臣提出异议，说：“我们披坚执锐出生入死，多的打过一百多仗，少的也打过几十仗，攻打城池，占领地盘，大大小小都立过战功。萧何从没领过兵打过仗，仅靠舞文弄墨、口发议论，就位居我们之上，这是为什么”
刘邦听后问：“你们这些人懂得打猎吗”
大家说：“知道一些。”
刘邦又问，“知道猎狗吗”
大家回答：“知道。”
刘邦说：“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发现野兽指点猎狗追杀野兽的是人。你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因为能猎取野兽而有功的猎狗。至于萧何，他却是既能发现猎物又能指点猎狗的猎人。再有，你们这些人只是单身一人跟随我，而萧何可是率全家数十人追随我的，你们说他的这些功劳我能忘记吗”
这一番话，说得诸大臣哑口无言。在刘邦看来，功臣也有三六九等，就像猎人和猎狗一样，虽然都在为获取猎物奔忙，但猎人的作用要远大于猎狗。那么优先考虑，更加重用前者，则是不会有问题的。
其三就是理智不能被情感所控制。历朝历代君臣之间多为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关系，君为臣做主，臣为君服务。帝王对臣下的褒贬升降，甚至生杀予夺，一般都是经过认真思忖考虑的，而考虑的标准无非两条：一是感情，一是利益。
帝王的感情是有限的，皇室的利益也不是无边无际。所以帝王有利益给一个大臣，就难免要亏另一个大臣。这其中的道理真有点像做游戏时说的，好事轮到谁，谁高兴，而坏事则是轮到谁，谁倒霉。决不能因为不希望倒霉的臣下却眼见要倒霉，就偷梁换柱，嫁祸他人。
其四就是要懂得顺势而为。帝王在对待大臣、处理政事时，如果他感到承认自己错误比杀人能获得更大的政治效益，那么这时他也会选择前者，因为政治利益才是他最终要考虑的。因此，必要的时刻下罪己诏是十分有用的。
其五就是要善于做情感投资。帝王是无情的，但是有的时候也要善于付出感情，历史上成功的君主在驾驭群臣之时也常常有意识地进行情感投资，从而深深感动臣下，使臣下在深受感动之余更不惜一切地为其出力和卖命。
比如汉光武帝刘秀，他早年有个老同学叫严光。此人一生清高。刘秀做了皇帝后，这严光干脆隐姓埋名，不与官家发生任何联系了。但刘秀还是设法使人找到了严光，并亲自下驾到严光的住处来拜访严光。刘秀来到，严光还没有起床。刘秀驻足观看，严光仍旧呼呼大睡。等了大半天，严光才缓缓醒来。他见刘秀坐在自己身边，不用问就知道皇帝此行又是请他出山做官的。
严光直言不讳地说：“古代有个贤君尧要把帝位让给许由，许由听后觉得这话弄脏了自己的耳朵，就忙到河边去洗耳朵。我虽不是许由，但立志向许由学习。你还是请回吧。”
刘秀无奈，只好悻悻而归。
刘秀之所以强请严光出山，并不仅仅显示自己虽然做了皇帝，但仍不忘过去同窗之谊，他实际上是要用他对严光的情感和友情投资，为臣下和世人作出个榜样，以便争取臣心和民心。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得淋漓尽致。
第一次刘秀在严光住处碰了软钉子之后，刘秀不久又把严光接进宫中，这次刘秀与严光只谈过去友情，只字不说请严光做官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