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雨连绵，导致泾河水患，外地的粮食运不进长安，长安城内的粮价非常，百姓民不聊生，甚至大唐帝都都出现了卖儿卖女的情况，元春四姐妹，也正是那一次进了杜睿的府上。
众臣闻言，也是心有戚戚焉，如今大唐国运鼎盛，百姓们虽然也称得上是生活安乐，但不过也就是能保证温饱，小有余资罢了。
贫富不均，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而均富贵，等贵贱则是华夏有史以来，每逢社会动荡都会产生的一种经济、政治主张。
春秋时代就有人提出这一分配观念。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晏婴在回答齐景公“古之盛君”的行为准则时说：“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
论语季氏：“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有人认为这是孔子的“均贫富”思想，有人认为这是孔子要求在被剥削阶级中，贫富分配要彼此相近。
在这以后，许多进步思想家提出过反对贫富不均的言论，但在实践中无从贯彻。
华夏自古以来，就屡屡有政治思想家和理财家提出的有关均衡社会财富分配的政策思想。
齐国的管仲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问题都是出在贫富不均上，并试图通过价格政策的调节加以矫正。
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主张国家应通过政策法令去平衡财富的占有。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
秦汉以后，土地兼并问题日趋严重，贫富严重不均，促使阶级矛盾尖锐化。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稳固政权，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曾经提出各种解决贫富不均的措施。
如汉代董仲舒的限田法，西晋的占田制，北魏、隋、唐的均田制等，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此外，历代农民运动领袖也往往以均贫富作为革命口号。如东汉末年的张角、张鲁痛斥贫富不均之弊。北宋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对贫苦农民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南宋农民起义领袖钟相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则反映了农民反对封建剥削的朴素平均要求。
均贫富思想，既涉及对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的分配，又包括对消费资料的分配，内容比较丰富。所提出的均贫富措施，在隋、唐以前，多侧重于改革土地分配方面。
隋、唐以后，则着重于对均平赋役的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并未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本身，同时也难以摆脱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影响。
在华夏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历代起义农民提出的各种要求，反映出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上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也反映出不同阶段起义农民的经济思想。
在唐宋时期，起义农民的经济思想是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唐末起义农民就提出过“均平”的要求。
等贵贱是针对封建等级差别提出来的，均贫富是针对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所形成的财富分配不均提出来的。
“等贵贱、均贫富”思想否定了那种维护封建制度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观。两宋时期，地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的垦田，使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代人佣耕的“客户”；同时，皇族、官僚、僧尼和道士都享有免役的特权，使农民遭受沉重的田租和赋役剥削，社会的贫富悬殊与贵贱差别成了强烈的对照。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就产生了起义农民“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
北宋末南宋初，钟相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内部互称“爷儿”，体现不分贵贱的平等关系。对官吏、豪富之家，则坚决镇压，并通过“劫财”剥夺富室财物以实现“均贫富”的主张。虽然起义军还没有明确提出均平土地的要求，但实际上已经有过分占田主土地的行动。
贫富差距的问题无论在任何年代都会逐渐的成为影响人们社会行为的深层次因素，成为公众高度不满的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
首先，贫富差距问题影响社会心理稳定。社会心理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方面。而贫富差距问题是影响社会心理稳定的一个根源性问题。
在任何时代，贫富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都不是社会成员能力的差异和努力程度的不同而形成的，而更多的是由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各种非法致富行为等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所造成的。由于华夏传统文化的原因，很多人可以接受低水平的“平均主义”，不易接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对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接受和承受能力有限。因此，在心理上所感受到的“贫富差距”比事实上的“贫富差距”要大的多，为此而产生的强烈的不公平感，滋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引发社会心理失衡。
并且，相当多的人对于“富人”具有敌视态度，对于“富人”的评价和印象非常不好。
贫富差距问题不单单影响人们的心理，而且还会影响社会秩序，特别是会诱发违法犯罪活动，危害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恶化社会治安形势。
当贫困者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藐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因为作为藐视社会秩序最极端表现的“犯罪行为”也随着赤贫现象的增长而增长。
贫富差距问题还影响着社会结构，容易导致社会结构失衡。贫富差距过大的严重危害在于生成了一个失衡的社会结构一一金字塔的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