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富贵莫忘贫。”
这赫然是母亲的遗训，寇准再三拜读，不觉泪如泉涌。于是立即撤去寿筵。此后洁身爱民，秉公无私，成为宋朝有名的贤相。
还有杜睿最为记忆犹新的徐勉教子，梁朝时中书令徐勉，一生身居高位，他严于律己，行事公正而谨慎，节俭不贪，不营置家产。平时所得的俸禄，大都分给了亲朋中的穷困者和贫苦百姓，因此家里没任何积蓄。他的门客和老朋友中有人劝他为后代置点产业，他回答说：“别人给子孙留下财产，我给子孙留下清白。子孙如有德能，他们自会创家业；如果他们不成材，即使我留下财产也没用。”
徐勉经常教导子女要重品行操守，他曾写信告诫儿子徐崧说：“我们家世代清廉，所以平常日子过的清苦。至于置办产业这件事，从来就没有提及过，不仅仅是不经营而已。古人说：把整筐的黄金留给子孙，不如教他们攻读一门经书。仔细研究这些言论，的确不是空话。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有自己的心愿，幸得遵奉古人这个教训去做，就不敢半途而废。自从我身居高位以来，将近三十年，一些门人和老朋友都极力劝我趁有职有权时见机行事，购置田园留给你们，我都拒绝未采纳。因为我认为只有将宝贵的清白遗给后代，才能让后人享用无穷。”
果然，徐勉的子女后来都成为远近闻名的贤士。
可以说家庭教育的特点是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由于孩子的可塑性大，所以对其品行的教育尤为重要。对于一时不能明白的道理，他们在实践中逐渐都会接触到，只有正确的引导才能使其走正。为人父母，总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子女，其实不管给其多少财物都是身外之物，只有教其重德向善，才是为其长远和未来考虑，才能使其真正受益，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选择正确的人生之路。
杜睿也是如此，相对于子女的才学，杜睿更为看重的是杜睿的德行，至于他们的将来，杜睿家资巨富，倒也不曾想过让他的子女将杜家的门楣光大，因此平日里在教导子女的时候，也是以疏导为主，子女对什么感兴趣，他就教什么，例如杜学文好武，杜睿便将自己的一身武艺，悉心传授，更教导兵法，至于杜学文将来能否成为一代名将，杜睿倒是从来不去想。
他一向都坚信，儿孙自有儿孙福，树大自直，如果因为他对子女的期望，给孩子们造成负担的话，反而不美。
宝钗自然也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都不是做大事的，不过她倒也从来不曾想过让自己的孩子将来出将入相，只要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宝钗也就由得他们去了。
见杜睿反驳了自己，宝钗显然也知道杜睿是打定了主意要将杜学武留下了，深色不禁更是哀戚，道：“夫君你只想着让学武在澳洲道磨砺一番，将来好做大事，可是你可曾为伊莎贝拉妹妹想过，她可就学武一个儿子啊如果学武在澳洲道发生了什么事的话，你让伊莎贝拉妹妹怎么办”
杜睿闻言，心中也是一叹，他岂能没想过，他知道伊莎贝拉对杜学武的爱，可是杜学武资质极高，志向远大，杜睿实在是舍不得就此耽误了。
“我想伊莎贝拉会明白我的，正如仲辅自己方才所言，如果一生都在我的羽翼保护之下，他难成大事，纵然是有再大的志向又如何，不经历一番风雨磨砺，将来充其量也就是个富家公子，只能靠着杜睿的余荫过活”
杜睿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像他前世曾在媒体上见过的那些官二代一样，仗着自家老子的威风，狐假虎威，为非作歹，作恶多端。
杜睿前世也并非是一个仇官的人，仗着自家老子权势，胡作为非的官二代的产生，当然也是多方面的，因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家天下和官本位的国度，官僚占有最多的社会资源，也占据着社会最多的荣耀。
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可谓是源远流长。“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这些在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励志口头禅，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的真实写照。
但是同时，官僚也是政治的主导者，政务的操作者，所谓以吏为师，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的优劣，也依赖官僚制的效率。按官僚制的自身逻辑，这个制度，必须不断地从平民中汲取新生的优秀人士，以保证官僚制的效率，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所以，历朝历代，官员的选拔，一直都是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
但是，中国又是一个以家族为核心价值的国度，官员和他的家族是利益攸关的共同体，做了官的人，有义务给自己的家族，当然包括后代带来好处，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的盛行。对部分掌握着公权力的官员来说，利用自己手中特权，可以名正言顺地安排自己的子女进入，并充分利用“隐性”的特权和潜规则，以多种方式帮助自己的子女发展。
平心而论，在一个正常的职业世界中，如果官员们没有特权，没有区别于其它社会群体更高的福利、地位和权力，那么，人人都能够平等享受社会职业所带来的生活乐趣，“官二代”子承父业也就不可能演变成一种“仇官”的社会心态。只有当“官二代”的成长，成为一种破坏社会公平和法治精神的官场体制或官场形态的时候，它才会触及社会最敏感的政治神经，并饱受舆论的指责。
杜睿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成为那样的人，甚至从一开始，他就在努力的改变这种现象，虽然说，一个国家，应该改变官本位的状况，逐渐把官本位变为民本位。
但是，在没有改变之前，政府绝对不应该强化这种时代的传统。即使仅仅出于保证从平民中汲取人才的需要，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也必须下大力气保障社会上升渠道的畅通。不至于让平民的精英，因没有上升渠道，永沉下僚，因而心生怨恨。而保障平民精英上升渠道的唯一办法，就是以国家之力，确立一个官员选拔的制度，并严格执行。同时，用制度保障一定比例的平民子弟的晋升。
从后世的世界各国来看，为了保证公民的机会平等，在法律上禁止政府机构中的裙带关系，以及官员为亲属开后门，建立官员回避制度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
如美国联邦法律禁止联邦官员雇用任命、推荐或提升自己的亲属到该官员所控制的任何机构或部门工作。它对“亲属”一词的解释涉及公务员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叔舅婶姨、侄甥、岳父母、婿媳、姻兄弟姐妹等。
印度等国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在公务人员的聘用及其晋升方面，在公务员的报考上，这些国家也没有对官员子女特殊照顾或网开一面的做法，相反，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或考核，使一批优秀的人才进入政府部门，保证国家机关内部的纯洁，则几乎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回避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消除政府内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以及近亲繁殖、任人唯亲的不正之风。
回过来再看如今的大唐，很显然科举制是华夏乃至世界最伟大影响最深远的制度创新之一，它打破门阀制度，从平民阶层选拔优秀人才为国所用，是小农经济时代凝聚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
后世曾有人研究，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能够保证大约有半数的及第者，出身中小士绅和平民，另外一半，多是官宦子弟。官宦子弟以门荫为耻，使得仕途后门开得不那么大，从而遏制了官僚贵族化世袭化的倾向。
杜睿一向都是极其反对裙带关系的，他的学生，子女想要凭借他的权势去获得什么，那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就连之前杜学文去长安应武举，杜睿都要他改名换姓，为的就是发生关照之类的事情，毕竟杜睿在大唐军界的影响力，他自己是非常清楚的。
杜大帅的嫡长子来应武举，如果不中个头名状元，岂不是丢了杜大帅的脸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