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子。
可是现在杜睿心中想的可不一样，如果当真要朝着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进化的话，他首先要面对的第一个阻力就是君权。
到了手的权利，没有谁会愿意放弃，哪怕是分出一部分也不可能，可是越是艰难，杜睿的斗志就越是旺盛。
立法，执法，司法，三权分立，三权相互制衡，相互约束，这样以来虽然远远不如一言堂来的有效率，然而却能从根本上杜绝权利过大，无人能制的状况发生，总的来说，对这个国家是绝对有好处的。
而执法部门想要继续确保自己的权利，就需要得到天下所有百姓的支持，他们只能兢兢业业，以求能保住手中的权利。
当然这还需要另一点可以达成，那就是开启民智，就像白天杜学武说的那样，要让百姓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要让他们有说话的机会，而且敢于说话。
华夏数千年来，百姓的社会地位一向都是可有可无的，他们的政治诉求根本就得不到满足，久而久之，百姓也就失去了这个本能，他们被局限于小农思想之中，只想着有地种，有饭吃，有衣穿，有片瓦遮身，有子孙可以传递香火，就可以了，对朝政如何，对地方官员是否清正廉洁，他们往往是看不到的，也不愿意去看。
政治也就变成了少数社会精英分子手中的玩具，任他们肆意摆弄，要是当权者是个有道之人还好，一旦暴虐，愚蠢之人上台，那么等待这个国家的必将是天怒人怨，民不聊生。
可是要开启民智，让民众关心政治，关心这个国家的大方向，这个要比与皇帝争夺权利，更加困难。
因为这等于是在于整个国家的精英阶层为敌，他们虽然只是少数人，但是可不要小看他们，他们的手中所掌握的可是舆论导向，以及始终被确立为正义的一方。
但就是这些精英阶层，在华夏五千年的历史上，所奉行的就是愚民政策，他们一面在鼓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且在一面大肆愚弄百姓。
那么什么是愚民呢
愚者，愚弄也。民者，大众也。愚民即愚弄大众。愚民政策就是占据着社会精英阶层的一些人，为了一己之私，为了能够始终掌握着权利，而推出的愚弄人民，使其愚氓无知，闭目塞听的政策。
愚民政策古已有之，从历史上来看，愚民政策发端于一个私生子皇上，也就是秦始皇，虽然私生是偷偷摸摸的，但是愚民却是明目张胆的，秦始皇的确没给华夏的政治格局开个好头，焚书坑儒也在历史上以骂名传世，直至今日，人们仍能闻到其中的血腥味。秦建立中央集权制，那时衣服旌旗均以黑色为贵，而庶民也以黑布缠头，号称黔首，过上了一阵子，“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的日子。
为了维护统治，让百姓都变成彻彻底底的顺民，秦始皇做的有两件事是较为突出的，一是从独廷尉李斯的建议，将秦以外的史书全部焚毁，私人所藏儒家经内和诸子书都当干柴烧掉，聚谈诗书者斩首，理由是“儒生不师今而学古，各尊私学，诽谤朝政，惑乱民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不过，这里的书并非全烧尽了的，医药、占卜及农作物的书不属烧禁之列。秦始皇心知肚明，民众虽不可施以教化，但不可不强身健体，所谓思想不可杂草丛生，但田间不可不繁荣锦秀。脑子里没有了那些不干不净的东西，黔首们也就只有面朝黄土北朝天的份。
光愚弄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不够的。秦始皇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造宫室，其实造宫室，除了收集天下美女外，还搜集天下兵器，将其销毁，然后在阿房宫前殿，筑成十二个铜人，重各二十四万斤，据称，为防有人携兵器入阿房宫，还设了磁石。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既有眼，独夫难为，之后的事是始皇帝没有想到了。没有兵器的民众揭竿而起，这就是陈胜吴广领导农民兄弟的起义，没读过书的项羽，刘邦杀进了阿房宫，“项羽入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息”。
如果说民意是个女人，焚书坑儒，实际上也只是光天化日下绑架民女的行径，虽罪恶，但也只是将她关起来，虽然偶有动手动脚的嫌疑，但主要还是让民女隔离大千世界，至于民女怎么想的，秦皇老儿并不知晓，由于秦皇忙于日理万机，劳顿不堪，还没来得及将民女揽在怀里，便在出巡的路上病死。时为前二一零年，三年后，秦朝灭亡。
秦始皇虽然残暴，但愚民政策却不彻底，反而激起了人们心中的反抗意识，相比较而言，他的后来者，也就是那位历史上集文盲与流氓大成者刘邦，在他夺得天下之后，中国愚民政策有了进一步发展。
昔时秦皇，只知秦家天下，而到汉时，纯儒学的政治主张实际将同志阶级完全的划分到一个阶级的份上。纯儒学政治使上下层豪强得到兼并的便利，同时也形成了大一统的思想，“四海一家”指的就是全世界都是一家子，都听皇帝老儿的。
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意见，独尊董仲舒与公孙弘的春秋公羊，罢黜百家。西汉前期，为官有三条途径，一是郎官，家有中等财产，自备车马薪水，可进京做官。二是在本郡做官，不限财产。三是由大官老爷征召。
而汉武帝在独尊儒术后，昔日的黔首们也开始官迷心窍，兴高采烈地赶着大好前程去了。这就是那时的孝廉与茂才制度。儒学与做官结合起来，武帝说，只要你们顺从我的公羊，我就给你们好官做。董仲舒与公孙弘也是深得主子的好处的。当时“古董”成了西汉今文经学中最大的儒者，而“老公”则做了丞相，封平津候。
汉武帝牵出他的春秋公羊，是因为春秋有孔子的名份，是专诛乱臣贼子的著作，而到了董仲舒的嘴里，便出了阴阳怪调。
的确，董仲舒的哲学是易经阴阳学说的引申。董仲舒说，凡事有阳就有阴，有上就有下，有顺必有逆，有昼必有夜。所谓“凡物必有合”、“合各有阴阳”。他的阴阳怪调是，阳性尊，阴性卑，君、父、夫是三阳，臣、子、妻则属阴。中国几千的封建糟粕便是从此开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生出一帮奴才。
据其阴阳怪调，引而申之，有愚必有被愚，而为了当官，进取向上，有事业心，做新时代的好青年，就只有皓首穷经的份。就像愚公移山，天下人也来了一个愚公读经，公而生子，子而生孙，总有一年能把经书读透，彻底体会经朝廷的精神。
愚民政策，就好像是一门阉割艺术，不过是在精神与思想层面上的阉割，这种阉割艺术在历史上的宋朝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国人的与创造力也成了裹脚布里的敲烂的碎玻璃渣子，稍一动弹便会有十指连心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