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心中不由得为白姨娘感伤，说起来，白姨娘这一生过得实在是苦闷，大好年华都为杜如晦守寡，马氏，季氏姨娘的身边好歹还有杜云芙，杜云卓，杜云希几个女儿相伴，白姨娘却始终孤孤单单的，如今不过四十多岁，便撒手人寰，身后连一点儿骨血都没能留下，实在可叹。
“收点行囊我们明日便回杜陵”
汝南公主伤心过后，忙道：“睿郎若是你便这么走了，皇兄那里该如何交代”
杜睿道：“还要什么交代，我自幼失孤，若不是三位姨娘护佑，只怕早就没了，如今白姨娘仙去，我为母丁忧，难道圣上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杜睿所谓的丁忧，具体说来，就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去世，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就叫做丁忧。
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必须停职守制的制度，丁忧期间，丁忧的人不准为官，如无特殊原因，国家也不可以强招丁忧的人为官，因特殊原因国家强招丁忧的人为官，叫做“夺情”
丁忧期间，子女按礼须持丧三年，其间不得行婚嫁之事，不预吉庆之典，任官者并须离职，称“丁忧”。
此制源于汉代，在汉末丁忧去官很通行，非但是父母三年之丧要丁忧，就是兄弟姊妹期功服之丧也要丁忧。
陶渊明诗有说及奔妹丧的，潘安仁悼亡诗也有说及奔丧的，可见丁忧之风是很盛行的，在大唐也是如此，一直到宋代，由太常礼院掌其事，凡官员有父母丧，须报请解官，承重孙如父已先亡，也须解官，服满后起复。
西汉时规定在朝廷供职人员丁忧三年，至东汉时，丁忧制度已盛行。此后历代均有规定，且品官丁忧，若匿而不报，一经查出，将受到惩处。但朝廷根据需要，不许在职官员丁忧守制，称夺情，或有的守制未满，而应朝廷之召出来应职者，称起复。到明代把它定在律令，除了父母丧不必去官。
古礼三月而葬，然后初哭，行虞礼、卒哭“虞礼”是安瑰祭，三次虞祭之后，行“卒哭”礼，献食举哀于灵座以后，不再哭悼。卒哭十一次为“阳礼”，将神祖迎入祠堂，礼毕将：主移回原处。丧后十三个月至十五个月举行“小祥”、“大祥”礼。七个月举行“谭”礼，意为安然平安，心情激动可安一些。死者安葬以后，孝子要居丧、一服的孝子要居丧三年。居丧也叫“丁忧”、“丁艰”，又叫“守孝”，是对父母孝心的最好体现，也是对儿女是否孝顺的考验。
按照古礼，丁忧三年期间不能外出做官应酬，也不能住在家里，而要在父母坟前搭个小棚子，“晓苫枕砖”，即睡草席，枕砖头块，要粗茶淡饭不喝酒，不与妻妾同房，不叫丝弦音乐，不洗澡、不剃头、不更衣。
丁忧的社会基础是“孝”，为什么孝，因为小孩初生，三年不离母，时刻都要父母护料，因此父母亡故后，儿子也应还报三年。
丁忧在汉代有着极为严格的礼仪要求，不过在大唐，却逐渐的有所削弱，为父母丁忧者，不须过那般苦行僧的日子，只要禁婚嫁，禁饮宴就可以了。
大唐以孝治国，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社会维系统治的最根本的礼教准则，是汉民族家庭美德与传统文化。
也就是说，杜睿要为母丁忧的话，便是李承乾要夺情都不行，因为这是极为正当的理由，如果李承乾不应允的话，那么大唐以孝治国的幌子，也就白挂了。
杜睿这边在命人收拾行装，准备返回杜陵，李承乾那边也得到了杜睿抗旨的消息。
“什么杜睿居然抗旨不尊”
李承乾万万没想到居然会是这样，方才侯义离开之后，他还在想着等到明天早朝，杜睿来谢恩的时候，定要好生嘉奖一番，却没料到，杜睿居然不肯奉旨。
侯义忙道：“奴才也不知道为何，老奴宣读了圣旨之后，杜大人非但不肯接旨，还说自己才疏学浅，不堪驱驰，请圣上另请高明”
李承乾听得一愣，接着又问道：“难道三位公主不曾说过什么”
李承乾现在还盼着自家的三个妹子能帮着说说好话。
侯义道：“说到是说了，只是安康公主和晋阳公主所言，颇为不敬，奴才不敢说”
李承乾皱着眉，左思右想，也想不明白，为何变成了这样，看着侯义，又道：“那就是你仗着朕的宠信，在宋国公府作威作福，恼了宋国公和公主”
侯义闻言，慌忙跪倒，苦着一张脸道：“圣上您给奴才几个胆子，奴才也不敢在宋国公和公主殿下的面前放肆啊”
李承乾仔细想想，也觉得侯义不大可能会那样，侯义在他的身边侍候也有不短的时间了，平时也晓得分寸，做事低调，从来不肯张扬，那就是杜睿当真还在心中怨恨他，才不肯奉召的。
想到这里，李承乾也有些恼了，他能做的都已经做了，难道还真的要他这个皇帝三顾茅庐，屈尊降贵，到杜睿的府上去请不成。
李承乾虽然性情宽厚，但是却也有其偏激的一面，逆反心理极其严重，这大概是每一个太子的通病。
别人越是让他做什么，真要是将他逼得急了，他就越要反着来，历史上的李承乾也是如此，史书上记载的李承乾一生事迹，他那些“过恶”，真的大多都只是私人品德问题，前期尤其如此，比如奢侈、贪玩、搞同性恋等，其实都不是什么不可救药的大毛病。
据说，孩子故意捣蛋淘气的一种原因就是，他们希望借此来吸引父母更多的注意力和爱，然而太宗皇帝对待儿子身上这些缺点的办法，似乎有点儿太转弯抹角了些。他当然是当面训斥过儿子这些事的，但他的主要办法，是重赏规劝太子的官员，希望借“外人”去纠正自己儿子的行为，甚至，希望那些人来向自己打小报告。李承乾听到这种事后的反应是很激烈的，新唐书上说“宫臣若孔颖达、令狐德棻、于志宁、张玄素、赵弘智、王仁表、崔知机等皆天下选，每规争承乾，帝必厚赐金帛，欲以厉其心。承乾慠不悛，往往遣人阴图害之。”
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我就要跟父亲对着干”的表现。
所有人的青少年时代都曾经历过这种与父母对立的情绪，但绝大多数人都能安然度过无后患，因为一般人能力有限，束缚多多，就算有什么过激的念头，也无力去实现。可拜那个血统至上的制度所赐，“皇子”或者“贵族子弟”这种怪物，却偏偏在冲动的少年时代就能不劳而获地掌握很大权力，也就是伤害别人的能力，所以要制止他们去干蠢事，可比一般人教育孩子困难得多。特别是，如果天底下唯一能够真正克制住他们手中权力的人，他们的父亲，不亲身出面，用自己的权威打压他们的冲动，反而希望假手于地位低下的别人，那么在二世祖们看来，用手中权力打击这些直接迫害自己的“别人”，就是风险小、途径容易、后果不严重、又能借以泄愤的好买卖了。
特别是在太宗皇帝怒杀称心之后，他痛悼称心不已，于宫中构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车马于前，令宫人朝暮奠祭。承乾数至其处，徘徊流涕。仍于宫中起冢而葬之，并赠官树碑，以申哀悼。自此托疾不朝参者辄逾数月。
此后他还选择了更为邪异的发泄方式，偷盗民间牛羊煮食，模仿突厥人习俗假死发丧，让属下演习打仗致伤，扬言要杀光进谏者。看看这些行为，这里面表达的意愿是多么明显，他渴望自由、渴望脱离自己身周这让人窒息的环境，想要像草原游牧民族一样策马扬鞭任意驰骋，想凭着自己的真本事建功立业。
虽然因为杜睿的影响，李承乾偏激的性子，和历史上相比，大为收敛，可是人性就是人性，纵然收敛了一些，却也隐藏了下来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