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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的干预和恐惧,尤其在当前部分乡镇政府处理群体性反抗事件过程中,出现“以民制民”、甚至默许暴力的现象,不但会激化农民与乡镇政府的矛盾,而且会使中央政府在农民心中的权威流失。

中国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是层层集权、部门分割、压力行政和全能主义为基本特征。政府权力和功能过度扩张,管理职能过多,管了许多管不了、不应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事”的负担又直接加重了政府“人”的负担和财政困难。特别是长期以来,从上到下的各种任务和指标不断,迫使基层政府增加机构和人员以完成任务,导致过度膨胀,最终都转变为政府的财政负担,并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渠道转嫁到农民头上。

224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国有企业改组是当今中国最热门的活动,据说现在已经有54万家国营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把国有企业一口吞下,是当今迅速致富的捷径。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并有志于此,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去做:一是绝对不要把国有企业当成国有资产,也不要相信它是全民的财产;二是你不要费尽心机谋求企业赢利,以获得上级的奖励这种奖励虽然不少,但与你的目标相比就太不值得了,因为一个经济效益好的老总是令人羡慕的,有些人会因此跃跃欲试,你也就干不长了;三是你要换个思路,努力把企业搞得一年不如一年,当然你要准备好冠冕堂皇的理由,由于企业年年亏损,麻烦很多,你的位置就不会对人有吸引力了,你的位置反而很安稳;四是要不断向上级报告企业的困难,巧妙的诱导职工到上级机关求助,当然你要做出积极化解矛盾的样子,取得上级的信任;五是适当的提出改制方案,即“管理层收购”办法,同时对企业的资产要尽可能地评估得低一些这是你的关键利益所在,同时要利用上级部门急于成功的心理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当这一过程变为现实的时候,你就象做梦一样成了大股东,身价高达数百万甚至千万以上,多么神气。

在权力大规则控制的财富原始积累中,人们真的无法分清到底是体制资源的积累,还是企业人物的创造。人们真的无法分清这到底是一些政经通吃的“变形商人”、“产业政客”,还是一些忍辱负重的企业家。

新的政经力量登场后,国家战略开始走向寻求内部的均衡,意图防止急速的转型和过分的财富差距,将中国社会的秩序颠覆和断裂。

在一个政治和社会改革在艰难前进的时代,因为财富占有和分配的悬殊而被凸显的财富阶层,最终演变为秉持正义的媒体和 揭穿真面目者,追查不公正现象的重点对象,人们将被压迫和被限制的批判,过度倾泻到企业阶层,这往往能赢得大众的认同。

那些重大的企业丑闻,所彰显的“老板”的中国式权力膨胀,管理习惯的章法无度,与其生存的商业环境一脉相承。这表明,企业内部缺乏一场商业伦理和企业管理上的自我革新。曾经披着“全民所有制”神圣外衣的庞大国有企业,在政治、权力和官场规则下传承企业价值;而新生民企的价值传承,则回到血缘纽带上。

在这一场企业控制权的斗争中,中国企业界自发“管理老板”的倾向是如此微弱,以至于当老板开始代表的资本意志、财富、权力、秩序,以及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甚至人性对此无止境的贪婪上升为游戏规则时,他们就开始习惯于追求毫无节制的成长方式了。

国有企业更加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官企”。其典型代表就是近年来在中国经济中呼风唤雨,并作为中国企业改革标志性成果的央企。

这些官企,其第一位的属性就是其政治属性,就是其在政治差序格局中所享有的优势和支配性地位。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官企的企业领导人大多是有某种政治级别的。在央企,企业领导大都有部级、副部级、司局级的政治身份;而在地方,则可能带有厅级、副厅级之类的头衔。

“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战略,本身就是出于一种政治的考量,而不是一种经济和利润计算。

不过,政治属性并非中国官企的唯一特点。在中国,官企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产权名为国有,实际上属于特殊利益集团。资料显示,多年以来,这些靠垄断、权力甚至国家财政和金融救助积累起巨大利润的央企,竟然从来没有向它的所有者人民,分过红。

作为硬币的另外一面,官企在追求小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是它们将成本最大限度的外部化或者公共化的特性。诸多官企的巨额利润多半都是通过将成本转移给公众实现的。当今中国官企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在于官权,在于其超越经济优势之上的政治优势。让人担心的是,这些官企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越来越活跃,其实力也越来越令人侧目。在这狂欢的背后,公众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被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虽然在前一段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改革面临的深层矛盾也不容忽视和回避。

一是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

二是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建立。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四大产权制度尚未落实。

三是一些国有企业改制不够规范。突出表现在国企改革中的违规操作及“官商联手”。在党内和社会上腐败势力的干扰下,一些正当的制度安排,如中小企业bo制度、职工持股制度等,有一定程度的“异化”,然后又将“异化”后造成的恶果扣到广大改革者的头上,既伤害了投资人和职工的利益,又给国企改革造成负面影响。

四是理顺劳动关系与追求社会稳定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在产权改革中,按规则有些企业需要解除劳动关系,但解除劳动关系涉及人的利益问题,考虑到社会稳定,推进有一定难度,使一些地位处于停顿状态。

解决的办法:

一是推进以“突破垄断性行业传统格局”为重点的国有企业经济结构战略调整。

二是推进以“产权制度改革”和建立内部治理结构为重点内容的国有大型企业改革。

三是推进以“三个分开”为重点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横向上实行“政资分开”;纵向上实行“上下权益分开”;经营上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